2019 01月29日

雍和:最好的照片就是今天看是新闻到以后就成

  这张《偏偏轮到我》是雍和的成名作。1982年4月,上海虹口公园,在做击鼓传花游戏的年轻人。当时基层的团组织活动很活跃,通常选择在公园里举行。欢歌笑语,代替了过去政治统帅一切的做法

  30年不间断对这座中国最复杂、最活跃、最具国际特征城市的记录,成就了他史诗般的摄影。今天,为大家奉上雍和与陈小波之间的谈线日,上海浦东东昌路,新开张的肯德基餐厅窗外,市民望着里面的人就餐。这是浦东第一家肯德基

  2000年6月26日,上海四季酒店,新西兰水果猕猴桃推荐秀,让观者瞠目结舌。改革开放之后,果品进出口贸易持续增长,国内水果市场也早已不再由中国水果独享

  1993年10月,上海海通证券公司营业所,股民疯狂抢购延中股票。深圳宝安收购上海延中,由此爆发“宝延风波”,这是中国证券市场上开天辟地第一例收购事件,中国企业从此开始了真正的资本运作道路

  2004年12月18日,上海外滩18号,卡地亚旗舰店开幕酒会,受邀的富豪女云集。过去的20年,中国经济发展迅猛,个人财富爆炸式增长,一大批成功的私营企业出现,新的超富阶层产生,贫富差距拉大

  雍和:我的父亲就出生在四川农村。虽说是渠县的一户小地主,但和农民也差不多。父亲从小爱读书,家里穷不让他读,他非要读。读小学就不住在家里了,走几十里山路到镇上读书

  父亲大学上的是中央大学,后来又在南开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。1947年,去了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经济。解放后他在上海社科院搞了一辈子经济理论研究。父亲现在90岁了,还勤劳着,和80多岁的妈妈两个人过

  父亲爱读书也爱革命。1939年是学生时就加入,当过重庆沙坪坝区委宣传委员。国旗设计者曾联松就是我父亲介绍入的党。因为要抓捕,父亲在躲避期间失去了组织联络,1949年回国重新入党。可在文革就因为这一段被当特务叛徒关了起来。“”时代结束,他党龄从1939年算起,至今都66年了

  我拍照片是不是受了父亲的影响?不得而知。多少有点潜移默化吧。文革前,父亲爱照相,给我们照了很多,我们三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影集

  雍和:我17岁到上海崇名岛“前进农场”务农,社会关系生活背景一下天翻地覆。我是在暖房里成长的,原来什么也没见过更没干过。到了农场,还好,我要强,不会输给别人。插秧、挖土、割麦、摘棉花、没有我不会干的,玩命我也要干好。一年到头田里总有东西种,不得休息。那里锻炼人的意志力,不可能完成的事都变成可能。100多斤的粪水,挑起来赤脚走在泥泞细窄的田埂上,不停一走几里路。20年后我去安徽采访水灾,遇到那些困难,不值一提

  小时侯家就是避风港,下乡后,什么优越感也没了,几百个人的连队,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要24小时在一起,这段经历,我学会了和人相处

  小波:我们这一代都没躲过这样的磨难、经历,但后来都成了我们的财富。雍和:在农村干的时间太长了。我想我必须回上海了。回上海是梦想,回到上海就像回到天堂。只要让我回到上海我就是卖咸菜、清洗大街我也干。那时对我,读大学和卖咸菜的认知是一样的

  回到上海,我做了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,我做得很好。早班车,最早一点多钟起床,最晚的班次也是四点多起。先去停车场,去了要给车清洗、帮司机料理杂事、领票子、冬天要用热水把车暖了。四处透风的破汽车,冬天冷的把我的手全冻坏了,而夏天热死。就是这样我也要做一个好的售票员。那时上海的公共汽车要挂牌的,最好的挂“创新风车”,我上去一个月我的车就挂了“创新风车”。干了三个月就调我到工会搞宣传。我的仿宋体字写的好,也会刻蜡纸

  1991年7月,上海虹桥宾馆的游泳池畔,经商获得成功的年轻人在聊天休闲

  2005年3月13日,上海周家渡街道“世博居民动迁政策法规咨询会”上认真听讲、力求理解的居民。世博会需动迁居民17000户

  雍和:我找这样的东西进行记录:在历史的坐标中即时空中是否有它的位置。把新闻放在一个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下来观察来记录。一件事情,如果和大的时代社会背景没有关联,只有好的影象,那我也只会是玩玩感觉而已。我拍东西已经不会是单单从影象上考虑

  雍和:哪里!早先我拍的东西也是沙龙。刻意在形式上追求。我最早的境界是得奖,那些功利的东西要通过比赛才能达到。1992年之前,我参加比赛很多,得一个奖全摄影界就都知道你了。我当年曾十分关心摄影界的事情。但没有多久就开始冷谈了

  雍和:1985年时上海有个七人摄影联展,我有几张照片引人注目,都是些诗化的境界、不明确主题的照片。只要和我心意,我可以随便改变时空和事实。凭空起的标题;路人明明是农民,我可以写成保姆;为了效果,天空压的和墨一样黑;有一张照片起名《弱反差》,画面上农民的一双脚和女青年的一双脚;一张是老人的白发后脑勺,逆光,叫《默默地燃烧》,让人看得有哲理有象征意味。我以为这便是照片的最高境界,还为自己荣耀了一把。那时说我是艺术家,是对我的最高奖赏

  雍和:80年代末,我遇到了北京国际摄影周和《海南记事》两件事。在摄影上对我线年国际摄影周,我能够近距离接触西方的新闻和纪实摄影,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。那时候没有英特网,我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国际摄影主流。通过当时少量的杂志也了解不到纪实和新闻的东西,更多的是风光和艺术的

  应该感谢杨绍明,在一个非常合适的时候给我们提供了摄影启蒙。这是很好的时机,是个把原来习以为常的东西过滤的过程。普雷基来了,阿兰·德龙来了。我们怀着渴望,和国际摄影师一起分组采访,作品接受他们的的评点

  雍和:照片有很大的记录功能在里面,不光是看着美。照片应该留下历史并传播出去。记得有一幅照片:模特从金水桥走出来。在讨论像两边的中国字是否要时,产生分歧。西方摄影家坚持:字是中国符号,是背景问题,要留下来。这和我以前在报纸上杂志上看到的观念完全不同

  我开始深刻认识到:新闻摄影者不是美化的角色,而是记录的角色。把历史记录下来是我们的工作

  雍和:80年代末,整个时代也有了明显变化。从国际摄影周回来,我刚好遇到了一个机会。韩少功领着一帮人到海南创办《海南纪事》,湖南青年摄影协会主席林钢去做副主编

  陈小波:《海南纪实》那时很畅销啊!这份杂志在当时是一份有水准的纪实杂志

  雍和:上海是中国变革中很重要的一个点,林钢希望我能为他们杂志提供照片并在上海组稿。如果说,杨绍明给了我启蒙的机会,《海南纪实》就是给了我实践的机会。当时没有什么网络,电话约稿,稿件只能航空往返

  那本杂志的上海照片很多是我拍的。我寄去的稿子,什么用出来了、什么退回来了、什么登出来有了反响、什么尽管用了也效果不好、什么照片配文章非常有效果……我心中有数。这种反馈对我很有帮助。尽管那时印刷很差,排版也不讲究,但是。从它呈现的内容、从反馈中我知道了与时代紧密相扣的照片最受欢迎。而形式上的东西,在这时并不是太重要

  在上海,这本杂志一上书报亭就卖完了。可惜这份杂志只坚持到1989年的7月份

  1984年,上海峨眉路弄堂里玩乒乓球的孩子。当时很少人家有电视机,很少儿童有像样的玩具,狭窄的弄堂便是儿童玩耍的乐园

  2009年2月14日,上海8万人体育场,一场招聘会来了成千上万求职者。据官方公布,金融危机以来,2008年四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886万人,比三季度末增加56万人。但实际情况会更严重,因为失业的农民工和未实现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还没有统计在内

  2008年11月27日,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建设工地,一个劳工推着自行车下班回家。世博会建设工期很紧,这里的工人要干的活非常多,并无失业回乡的忧虑。在全球经济危机来临之际,上海因为有世博会,被舆论认为是“天赐良机”

  雍和:我的摄影已经不会仅仅从影像上考虑了,因为我拍照不是只给圈子里的人看。这个圈子太小。我重视大众传媒,因为它能影响更多的人,传播的效果、传递的效果要更好一些。这也是我的目的:让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因为看了我的照片而知晓一些事情,也让以后的人了解从前。记录性的照片中最突出的应该是内容和指向,而不是突出摄影者的手法

  我积累的是照片而不是观念。影像的观念,那是圈子里的事,我希望别人能记着的是我记录的内容,而不是一种什么摄影理念。我的东西就是要传播出去,或者是留得住时代的痕迹,这比只在圈内获得叫好重要,卡拉OK太小家子气了,当然也比赚钱重要

  陈小波:当你的这种观念牢固时,上海真正的变化也开始了。一个好的摄影者赶上了好的年代

  雍和:我自己给自己的要求:拍出影像上要好、更要有内容的照片。拍照,高科技在技术上解决了许多问题,摄影已经不是很难的东西。你想通过拍照得到什么东西?挣钱有挣钱的拍法,说故事有说故事的拍法,记录有记录的拍法,而玩则是只要自己爽就好。有人认为我的影像退步了,我听了认真想过,无所谓

  雍和:所谓“退步”就是影像不“艺术”了,不赏心悦目了。我不以为然。挂在客厅的甜美照片和在媒体上传播出去完全是两回事,功能和目的都不一样。照片有不同看的标准,很少有这样的照片:印在报纸或历史书上和挂在家里都好看。我是一个媒体工作者,我更关注的是传播和记录。比起一个纯搞影像的人的看法,搞民俗学、社会学或研究历史的人的看法我会更重视,读者怎么看对我最重要

  雍和:刚搞摄影的人容易从光线、影调、构图来考虑。过去我也是在形式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。那些东西搞来搞去就是重复,不要说人家看,我自己都搞腻了

  我知道现在自己对光影已经是情不自禁的,只是不会像过去那么张扬了。在现场,我在潜意识里不会放弃寻找瞬间和角度构图等形式的。形式一定存在,但要有隐蔽性。我不希望我拍的照片内容很好,形式却是面面俱到沙龙式的。我不喜欢用这样形式来记录历史传播信息

  陈小波:好的纪实摄影家都不喜欢被人说自己的照片有艺术性,他们会认为这种评价是对他的作品的轻视

  雍和:我受过布列松影响。相对而言,布列松是一个技术型的摄影家,他更大的成就在影像掌握上,炉火纯青。他客观上记录了一些东西,但他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记录者,他在经营画面关系多过也好过处理画面里的人和社会关系

  雍和:对。这样说可能会得罪人:我很看不起有些中国摄影评论家写的东西,他们习惯把浅显的问题复杂化,把自己没消化东西拿给别人看,看得很累。其实用最朴实的语言把问题说清楚才是本事,这才是好文章。他们中间有的人像墙头草,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,一会纪实、一会观念,什么时兴就说什么。同样一张照片,可以说成是都市记录摄影,也可以说成自我观念释放…

  我后来不大要看这些文章,也不爱和别人说摄影。像今天和你这样说摄影是很少的

  2009年11月19日,上海闵行区法院门口,赢得诉讼的张晖(图左)和律师郝劲松举手相庆。当天,张晖诉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“钓鱼执法”一案开审,法院当庭判决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

  2009年12月1日,上海闸北保德路一家宠物医院,医生正准备给一只已麻醉的野猫做绝育手术。社区爱猫人和畜牧兽医学会小动物保护分会实施流浪猫“社区绝育计划”

  陈小波:现在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上海的发展都不为过。国际大都会啊、中国内地最具灿烂前景的地域啊、充满无与伦比的新鲜活力的城市啊…

  雍和:能在这二三十年成为上海的一个记录者,是我的幸运。我和这个城市一道呼吸

  雍和:50万次?是什么概念,我没计算过。但我亲眼看到这个城市的变化,也看到周围人的变化,昨天还是默默无闻今天成了大老板;昨天不可一世今天成了阶下囚…

  陈小波:在很多人还把你仅仅看成一个摄影记者的时候,你已经把自己的身份界定在更大的范畴之中了。你希望别人怎么看你的身份

  雍和:我是记录者而不应该只是摄影记者,我自认为是一个喜欢拍照的传媒人,确切讲,我是一个以记录为己任的人,是一个对记录社会和历史有兴趣的人。是一个观察哨,一个传令兵,一个文书,发现情况、传达信息、记录纪要

  雍和:2003年,几个年轻人写了一本书《向上海学习》,里面用的100多张照片几乎全是我的。这本书在上海卖得很好

  但书出版时照片没有署名,照片印得也不大,影像层次也没有画册那么好。我虽然有些遗憾,署名当然好,没有也没关系。能用这样的方法传播我的照片,我很安慰

  (雍和回去的第二天,我就在网上买到了《向上海学习》。是本声称“从高层决策到人文内涵,为你全面解析有关上海的奥秘”的书。的确,照片很多却很小,雍和的名字没提及。)

  雍和:我提供的照片可以解读一段历史。我很认同这种做法,被大众读物认可我非常有成就感

  我看到一些书没有用照片,有些为它遗憾,比如反映改革进程中遇到的热点难点的《交锋》。我就想我有照片可以给它用,用照片这书会加分的

  陈小波:我看到上海王唯铭出版的《游戏的城市》用了你的照片。作者在“自序”中说:“让我由衷地感谢:雍和先生。他欣然接受了加盟于本书创作的邀请。作为一个有着高度感受力和表现力的摄影家,他用自己独特的影像语言阐述了对城市生活的看法,他将那些在我们身边倏忽飘过的男女深刻地捕获并且固定,常常地,他的影像语言表达了与我文字相反的观点,我们的对立也恰是对相同世界的不同理解。我深信,当未来的人们如果还有兴趣在某一个时刻拿起本书时,他们一定会忽略书中的文字,而将目光牢牢地投注在雍和先生的照片上。”

  雍和:目前我的照片都是经过数字途径传播出去的,光2004年就有至少100家国外著名报刊采用了我的图片。假如我都把这些照片束之高阁,这世界上就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不知道今天的上海又发生了什么事

  包括我有时会给海外机构提供照片,稿费的因素只是一点点,我重视用这样的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上海,知道中国这个城市的变化

  陈小波:因为我在新华社做了很长一段时间对外报道的编辑,为海外提供报道的过程中我打开眼界,还学到了规律性、法则性的东西。国外市场化程度还能带动我们的编辑拍摄者顺应潮流,他们有很多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

  雍和:我给海外提供照片,很大程度上是检验我自己的报道是否具备国际水准——你对什么照片感兴趣?哪些是我自己认为得意的你却不采用?你把重点放在哪里?你最看中我照片传达的信息是什么?图说怎么写?几次来回我就心里有数了。能赚点钱最好,赚不到钱也没关系,我已经在摄影上得到了很大帮助

  雍和:按快门前,我只会在意一件事,这个人这件事在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有无意义。时代的背景是我拍照的重要出发点。最好的照片就是,今天看是新闻,到以后就成了历史。不是所有的新闻都能成为历史,好多照片速朽,似蹩脚快餐,可填饥解馋,但没营养

  陈小波:所以你的照片更多的是细节、情绪、信息量、趣味点,容量很大。这些组合把时代的大变迁微妙地传递出来

  雍和:现在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照片的关系上。我考虑得更多的是照片如何和历史结合,假如这个事件和背景没有本质关联,假如照片不能提供更大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,影像再好我也会舍弃掉

  以前我是要一张纯粹的图片,只要一点不计其余,现在我到了现场,“咦?这个有意思!怎么会这个和那个在一个场景里出现。”我会尽量把看着零碎、无关的事物放在一起。表现我对事物的看法。我尽量不用大光圈,喜欢有景深的图像。只有十公分的景深能容纳什么?如果从一米到无限远都是清晰的,信息量会乘多少倍地记录下来

  假如今天在这个小咖啡馆里拍摄你小波,我会注意你和环境的关系。我会想到你刚才介绍说和咖啡馆女主人认识,她假如在,我就会拍你和她的关系,你怎么和她说话,你怎么了解制作咖啡过程,在有限的画面里拍多一些的东西,活生生的你。而不会只拍个光影人像

  雍和:专题我也想做,而且我不畏惧拍专题,不拒绝这种形式。十几年前就做过。对做摄影故事我还很有心得——主线、副线、画面结构,故事叙述。现在做的是散点式的,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在日报做,我每天接触大量动态性的、有意思的信息,这是做记者的长处,我理应珍惜。我要抓住这样的长处,不让信息浪费了

  专题,像陆元敏这样“寂寞”的摄影家可以做,他有思想,且时间多,相对信息量少,抓住有限的线索深入做,时间保证又不浪费资源

  陈小波:可是以你的年龄,你的经验、你的摄影背景、你的思考深度完全可以做些很好的专题

  雍和:无所谓啊!也就是说透视上海记录上海,可以是对一个问题很深入的报道摄影,也可以是散点式的记录。比如翻阅一个100年前的历史影象资料的话,我更喜欢看散点记录那个时代的照片,全方位展现。只要有那样一个影象,就可以激活我记忆当中积累的或者把从别的知识渠道得到的东西,彼此串联起来。我的点可以很多。从这个意义上,我更喜欢散点式的。只要看到那些图象就可以知道发展和变革

  陈小波:陈海汶讲:“每一次看雍和的片子,都觉得是在读一本社会学方面的书,他的每一张片子都能展开一个故事,展现一个社会,我想象我要是离开地球一年,但我只要读懂雍和的片子,我照样可以了解这个社会发展的脉络。”他说的话我感受身同:几年不去上海,只要能看到你的照片就知道上海在发生什么。而且好久没去,只要你的照片在,对上海的认知就有连贯性

  雍和:可能对某些人来讲,我的照片能帮助人认识此时此刻的上海。但从记录讲,我还是漏掉这个进程中的好多好多东西。毕竟一个人的眼光和精力和机会有限

  陈小波:打开“搜索”你的名字,很多是“雍和宫”“雍和家园”的楼盘介绍。作为摄影者的雍和的资讯很少

  雍和:我是个个性不活跃的人,不知道你认识我这么些年是不是这样看?印象中,好像活跃的人善于交际的人更适合做记者工作,容易进入别人的世界

  雍和:台湾的同行和我说过一个故事:台湾原住民很难被采访,有这么一个摄影记者很善于和人打交道,他就能进去,进去了还能和当地人打成一片,进入很私人的空间。但他往往忘了自己记录者的角色,常喝的酩酊大醉,下了山清醒了才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拍到

  雍和:这样看来,我木纳、保守、不善于和人打交道也是一种优势。我不会花更多时间浪费在没有用的交际上,而用时间来冷静观察和拍摄。我不会见面熟,和被摄者总有距离。保持一定距离我认为是有好处的,我能更接近他的本质、看到他和周边的关系。这个距离不仅是讲物理的距离上更在思维的距离上,这样才能保证客观、公平、公正

  也不是绝对。我在贫困的地方采访,就容易和人亲近,我甚至会变得活跃起来。我也观察过那些平日活跃的人,在那样的环境里反而不如我和农民打交道容易。在那样的地方,在很低层很弱势的群体中,也许一个微笑就更有作用

  陈小波:我也深有体会。在城里,你朝一个人笑几乎对方不会有反应。可在边远的地方,你朝每个向你走过来的人笑吧,他一定也朝你笑

  雍和:至少目前来说是合适的。我蛮羡慕唱歌的人。假如我有一副好喉咙我就去唱歌。大家看他苦,他才不苦,因为他喜欢。开不了演唱会,在厕所里也要吼几句,他不唱难过啊!假如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,追求过程,情愿苦累。这是自己独自享受的,别人没法体会的。你不让我拍我会难受,特别是看见有价值有意思的东西。不一定去发表,但我按下快门,能在我的电脑上再现一下,也很过瘾啊!从这个意义上讲: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我其他什么本事,也没发现有比摄影更合适我的职业。在摄影上,我还算是能找到乐趣的人

  雍和:还有兴致!摄影与音乐、美术有很多共通之处,但它记录的功能独一无二,无法取代。100多年过去,慈禧的照片好还是绘画好?在记录上肯定是前者取胜。摄影也可以搞创作,但他无法超越美术。画国画就是一张白纸、一只笔,画油画就是一片布,一根棍上面绑一些动物的毛,创造你心目想象的东西,完全随心所欲,时空完全可以打乱

  摄影受限制多,这也是它的特点和长处。我对社会的认识和我的经验、背景适应搞记录摄影,我对摄影还有这个控制力,为什么放弃掉

  雍和:我只是一个摄影认真的人。因为有些搞摄影的人是不认真的人,很随意。而且有些人还欣赏这种不认真态度。天生的感觉当然是一方面,但认真也能达到一个很高境界,也能达到一个好的状态。我以前放照片,乐凯简装胶卷、厦门放大纸,药水自配,我认真做,做出来的照片就让许多人惊讶。我当农民、当售票员时都很认真

  雍和:我其实做事情还有原则,一张照片换个人头啊、换个背景啊,我根本不会这样做!连这些技术我都不会接触。我曾给一个机构提供照片,开始有个约定:只为他一家提供,我答应了就严格遵守。但我发现其他人并没有这样做。我提出:你是没发现呢还是容忍这样做?他摸棱两可。我说:不是妒忌别人这样,我这是遵守原则。他们默许这样,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没有版权意识。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无信,我不认同这种做法,情愿放弃合作

  陈小波:对上海的的物质生活你享受吗?在那样一个城市里你会“一方面你渴望吮吸物质世界中的甜美汁水,另一方面,你的潜意识又向往着更为精神性的东西“吗

  雍和:我当然享受,有时我就会在吧里面,找个清静角落,在咖啡醇香中处理照片,发发Email…

  陈小波:我想知道:这个城市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,你的内心有什么样的变化?这个城市很多人发生生活方式改变时,你的生活有没有变化?你和这个城市的时尚有关系吗

  雍和:变化一定有。可是我变化的好多是工作方式领域里的事,比如数码化,而家居多年没进步,有时也蛮沮丧的:我为这个时代欢欣鼓舞,以记录她为生命为己任,但她似乎并不热情拥抱我…

  陈小波:“雍和已经无法避免地成了上海一座摄影里程碑”,“雍和是上海最优秀的摄影者”你如同这样的说法吗

  雍和:不认同!虽说哪个人比我做的更强我不了解。但在上海搞摄影达到一个高度完全是有可能的,因为时势能造就英雄。里程碑,也许不在我们这个圈子里;也许这不是一个人,是几个人

  雍和:上海的事情太多了!因为时间空间的关系被人瞩目。我自己很多地方没有做到,他们这样说可能是不了解大变革中的上海之丰富

  雍和:没有二十年!你算算:85、86年我还在迷恋《默默地燃烧》那种东西呢!好几年后才有了记录的感觉,还不是很自觉的

  陈小波:和你是不应该谈那些身外之物———荣誉啊奖项啊。但我还是想问:中国当代知名摄影家,上海新闻摄影学会副主席,上海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。1985年被评为上海市“青年艺术十佳”。2002年获得上海市范长江新闻奖。2003年被评为2003年度中国摄影传媒大奖摄影人物……你怎样对待荣誉

  雍和:过眼烟云!有时也会因此得利,采访时方便一些啊,办事简单一些啊。但在上海这样的码头,这些能算什么荣誉

  雍和:不!我打车,或者蹭年轻朋友的车。我出去就东张西望、贼头贼脑,自己开车要出事。本来我是骑车的,可丢自行车的经历太多,丢了七次

  陈小波:我好奇呢!认识你就这幅永远不起眼的装束。你衣着没变,刚才看你走过来甚至背相机的样子也没变。你穿西服吗?你在隆重或俊男美女聚集的场合穿什么呢

  雍和:我最烦穿西装,说句不怕你耻笑的事,曾经因为不想穿西装我甚至推掉了去外国的采访,因为这团需要西装革履。不穿西装是嫌拘谨,不方便,头颈涨。仅有的几次,朋友们说,其实我穿上后功架蛮好的

  (九月,雍和为了这个访谈专门从上海来北京,他上午到,我们在西交民巷那个安静的咖啡馆开始谈,一直谈到下午。)

  陈小波:为什么这样匆忙?现在是北京最好的季节,你可以多呆几天。好不容易来

  雍和:在外面呆着心不安,在上海心就安了。我不是放不下上海的生活方式,而是怕万一有什么事情被我错过了,万一有“好事”发生的时候,我不在现场

  我对上海以外的世界有兴趣,但鞭长莫及啊!以致现在即使到了国外,我也很少认真拍照片。因为那里我了解太少,没有拍照片的动力,找不到座标嘛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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